其实我是属于40人plus的那个人，我是40人加加号，为什么？因为我的本行不是政治经济学，今天前面的发言都在强调，这是政治经济学的盛会，我到这儿来参加是有点那个抢行了。但是好在这个学科现在一方面在分化，另外也在融合。政治经济学跟哪个学科没有关联，我自己研究是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很多理论就来自于政治经济学，所以我这学科的一些东西跟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讨论，其实还是有很多新的看法的。我的题目后面特别加了一个“启示”，“我国5年中期规划的绩效评价及启示”，其实重点是想谈谈启示。

刚才主持人讲到计划经济，我就啰嗦一下，计划经济这个词儿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的著作经典通篇找不出计划经济这个词。但是马克思确实讲到未来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但是怎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我们按概念导向来讲，那就导向了计划经济。但是现在我们的问题导向变成了市场经济。谁给马克思定的概念导向？是列宁，因为列宁他们在从事社会主义，就想按照马克思的原理来推动，当时是俄罗斯还不是苏联，俄罗斯的经济建设怎么来搞，所以想到搞计划经济，但列宁在的时候并没有把计划经济搞下去，他就去世了。最后是斯大林开始大规模搞计划经济，从那以后就造成了一个时代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原理性质，就是社会主义要有计划按比例的按照苏联计划经济来做。我认为那个概念是在那个时代的问题导向引发出来的概念导向。这是研讨会，我学的一个非常好的词儿，就是张教授提出来怎么由概念导向转向问题导向。然后问题导向怎么导回来又是概念导向，反正两个之间有个辩证关系。

中国现在搞了市场经济，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在继续按照马克思按比例那个概念导向来做中国的事情。当然我们已经不用计划经济了，我们用的是市场经济。但是我自己的看法，我们现在建的市场经济是叫做有规划的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是一个理论争议问题，后面我再讲。我今天准备的内容是我们国家5年中期计划规划绩效评价及启示。谢谢沈教授把历史性的背景全都讲了，所以我一律省略，我就直接来谈怎么对5年规划做绩效的评价，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我首先谈谈方法论，也就是怎么来做这个事情。

计划我们年年编，5年一编，编到现在已经是14个了，完成的已经13个了，但究竟做得好与不好，我觉得要做一个进一步科学的论证。论证先要解决一些基本概念，首先就是什么是计划，或者叫规划的绩效，我的看法它就是一种集体治理行为的一种表现结果和效果，这就是所谓计划或者规划绩效这个概念。对这个应该说管理学的人很熟，你编了计划了以后，这个计划最后完成了，它有一个结果，一个表现，这就是他的绩效，这里边内容其实很丰富，我曾经从三个层面定义过，什么是绩效。首先是看它的目标的情况。第二是看它的任务的完成情况。第三个看它的成本收益的比较情况。这个是一个方法论，那么我们怎么来认定计划规划的绩效呢？我们可以有这样三个思路。

（1）第一个叫全程绩效的评价，什么是全程绩效评价？因为我们知道从编制计划到公布计划，然后在实施当中再修订，最后到完成，它是一个完整的计划周期。你只有把这个计划周期走完一遍，再来对每个环节进行评价，你才能得出总体上它的绩效是怎样。我认为这是全程绩效的评价，但这个工作非常难，它是集体行动，集体行动上任何一个环节，只是这个计划、规划当中的一个环节，它完成的好，当然对整体也有好处，但它不代表整体所有的环节都完成得好。即使全程的完成情况都很好，那也不能说它绩效非常好，因为它还有一个环境，它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在制定十二五计划的时候，就没有遇到08年金融危机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完成了十三五，十三五出了一个世界瘟疫，像这种环境的变化，不确定性东西，也会影响你的绩效。固然每个环节做得好，但是环境变了，你的规划计划绩效不一定好。这个很难，但是我们在思路上可以确认，这是第一种思考，一种方法。

（2）第二种是就成本收益的评估，这个是经济学的概念，就是说你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最后你要考虑我付出了多少获得多少。我们现在编一个规划成本非常高的，我们十一五规划国家发改委编规划本花了4000万人民币，现在这个规划我估计也过亿了，十几亿都不止了。因为为了做这个规划，他要做前期的课题研究，一大摞事情做下来，成本是非常高的。当然十几亿对我们已经万亿的产值来讲区区小事，但是你要想到我们始终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成本跟收益之间要尽量地减少他的开支，然后使他产出高效。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曾经讲得非常清楚，说有计划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有计划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那么反映绩效的东西目前来讲也很难，因为你怎么来定义计划的成本，怎么来定义计划的收益，这就首先要解决它的概念问题。这个方案我试过，但是我觉得不成功，暂时不做。

（3）第三种就是目标绩效的评价，什么是目标绩效？就是你规划总得有要实现的目标，你要全力以赴去实现它，甚至不计成本，不择手段把它达成。实际上社会对政府的评价就是说，政府我不管你花多少钱，我就看你最后的承诺兑现没有，承诺兑现了，老百姓其实对那过程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这样就给出了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我们看我们规划的目标，过了5年以后它实现了没有？这样我们就可以简化绩效的评价了，我们可以把规划的目标值和实际值做一个比较，这个就出来了。我基本上就用了第三种绩效的评价方法，这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我在2017年在社会科学研究，咱们四川社科院搞的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同志们可以参考一下具体内容，那里面讲了我国5年中期规划的绩效与理念。

我们当下的5年规划中期规划，简单说几句，计划经济时期就有5年规划，也就是5年计划，但是计划时期的5年计划被称作是主要形式，我们的计划经济管理的主要形式是5年计划，但是其重要程度不如年度计划。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分钱分物就是落脚在年度计划上，所以5年计划是主要形式，但是它流于形式了，所以才有很多弊端。到了市场经济以后，5年计划被称之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这是习近平的定义。从过去的5年计划变成规划，在市场经济下，它仍然是一个主要形式，但这个时候刚才沈教授讲了，年度计划重要性降低了，25年规划的重要性上升了。

经过20多年的实践，5年规划的性质定位为三性，就是战略性、政策性和预测性，这个是跟计划经济时代5年计划有很大区别的。刚才沈教授没提到这一块，我补充。我们过去批市场经济国家编的5年计划，说他搞天气预报，我们的计划经济不是搞天气预报。但事实上现在我们在市场经济下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预测性，正是这种预测性给了市场一个良好的预期，所以市场主体可以按照政府的意图跟着党走。有人说跟着党走就能赚钱，不听党的话就赚不到钱，他相信了这个预期，而我们的5年规划承担这样的一个特点，其他就不说了。

我把方法和这个概念把它界定以后，我们把数据收集起来，从一五计划一直到十二五规划做了这么一个实证。本来想把十三五的数据也算出来，提交给今天会议，后来发现因为十三五刚完成，好多数据没有公开。我们知道十三五有33个指标或目标值，但是实际值到底怎么样，现在好多没公布，而且我担心好多可能没完成，好多计划目标没有完成，所以到现在迟迟没公布，所以我用的还是十二五规划的绩效。

我们有三条线，第一条线我们叫做偏离程度，就是实际值跟目标值比出现了一个偏离，比如目标规定是100实际值，实际值是80或者120，就出现一个偏离。我们把每年的数据整合起来，形成这条线，大家就看到了这明显地低于零以下的这条线，基本上就是算没有完成的，高于的就是超额完成了。计划超额完成好不好？计划不能完成，没有完成好不好？其实都是相对的，但是我们内心都希望计划可以完成。但是计划的超额完成其实也不好，为什么？它会造成经济关系形势上一种新的紧张。所以最好的规划应该是正好定到100%，然后到了5年以后正好也是100%，这是最好的、最理想的。

你看得出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大部分的计划其实都是没有完成。那个时代的计划就是高指标，所以完不成是正常的，到了市场经济，尤其在过渡期，你看我们现在都在上面，就偏偏在上面，说明它就是大大的超额完成了，这是第一个绩效我们判断的。这里边就可以引发一些讨论，但是你们看到从第十五计划以后，这个线基本上就是、接近水平线了。这后面我要讲，这是一个变化。

第二条线是离散程度线，离散程度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规划都是一个目标体系，计划经济时代一五时期，没有公开的内部指标有1000多个，公开的我们可查的有200多个，我们收集了200多个指标。实际当中有的指标可能没完成，有的完成了。这样我们用一个分布来讲，它就成了一个离散状态，用的是方差标准差。你用离散分布以后就可以看到波幅最大也就是离散程度最高是五五、七五和九五，一五好一点。刚才说二五不好，二五是这样，二五有两个方案，我们把两个方案做了一个折衷，最后算出来还凑合。这个情况反映了这个目标体系的不完善不稳定，它出现了这么剧烈的波动，尤其是在中间这一块，这反映他的规划的绩效问题。

第三条线偏离系数，把前面两个线合成以后，我们算一下偏离系数，你就看到了总体上来讲，前面都是没完成计划，从六五以后总体上完成的不错，而且超额完成。但是如果说要把这两个综合起来考虑的话，那么从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来讲，它三条线越来越接近了。大家看到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的这三条线是在相互靠近。三条线同时靠近意味着效益得到了改进。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就得出了一些简单的结论。

第一，市场经济时期的规划绩效明显地要好于计划经济时期。说市场经济搞规划，这计划经济搞规划，哪一个效益更好，哪个更好？我们从实证来看应该是市场经济的规划，绩效要比计划经济的好，这是一个确认的事实。

第二，就是九五规划是一个转型的拐点。九五提出两个转变，之后我们的规划的绩效就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了。九五之前就是大起大落。

第三，我们也要承认这个不是数据本身能反映的，但是可以从典型事实归纳，就是规划的行为日益规范和有效。有效表现为第一个指标的数量减少。从一五的上百个指标减少到现在的二三十个，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第二个规划的弹性增强，规划的弹性增加了，这个里边出现了区间值的概念，就不是那么死了。比如说这次十四五就出现了区间值的概念，它有个最高和最低之间波动，落在这个区间值都是完成计划，就不是那么硬性的规定了。再一个就是规划的环境改善非常重要，我就说这个规划是个集体行动，建设的行动，内部做的再怎么努力，如果环境变了，他也没办法。那么规划的环境确实是大大改善了，又创造了一个有利于规划的大环境。第四个规划的程序规范了。刚才陈教授提到了，党中央从一种非固定性的指导变成固定性指导，现在每到五中全会必然是讨论国民经济5年规划的会议。这是从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建立的制度，延续到今天。然后在编规划之前总有一个党中央的建议，上下全国人民根据党的建议来编自己的各自的规划，这就是一个规范了。

规划管理的问题集中起来是三个。第一个就是指标的科学性问题，没有解决，还没有排斥拍脑袋。但是拍脑袋我觉得长期搞规划的东西他们都讲了，其实领导专家的拍脑袋比我们计算机算出来还要靠谱。这个东西要双方结合，既要依靠经验的东西，也要考虑计算的东西。但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一些指标，现在是大量增加了环保方面的指标，而环保方面的指标是综合性指标，他不是一个方面就能解决的，所以你把这个指标定出来以后，下面没法完成，没有完成，他为了对付上面他就可能拍脑袋了。我最近在帮着县里编规划的时候，黄河流域治理和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一个水土保持率，下面根本就没有这个指标。但上面已经要求要按水土保持率来做，大家就想办法去怎么来做，上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计算公式，类似这种情况很多，这是第一。

第二个规划体系化，规划体系化按照十八大提出来是三级三类规划，我们国家从中央省市到地市三级编规划，然后三类规划是总体规划、区域规划加专项规划，但实际上现在的做法是四级规划，就是县一级都得编。四类规划，现在加了一个空间规划，最早在海南搞试点，搞什么多规合一，原来叫三规合一，后来叫多规合一，那就变出了四类规划了。我相信在座的让你们去编空间规划都无从下手，因为他用的工具都是卫星遥感技术，技术含量非常高，一般的人是编不了的。现在不光是市级市委规划，现在各个单位国有大型企业，包括学校都要编规划，我在学校规划处干过，也让我们编规划。规划不说人话尽说鬼话，时间一到送去火化。就是说规划的不严肃性就在这地方。

第三个问题是规范的法制化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解决，始终没有出台规划法。我们从90年代就参与了规划法制的文件，我们起草了十几稿了，到最后都是在人大常委会开论证会时没通过。统计法当时是跟我们一起干的，统计法早就实施了，规划法它是叫计划法，到现在没出来，这都是剩下的问题。

理论启示就这几个。刚才赵教授谈到计划经济死不死是相对的。我是肯定计划经济死了的。但沈教授说有个没变，党中央在呢。那党中央不能死，你不能把党中央归属到计划经济当中去，对吧？我们说计划经济那套运作的方式确实没有了。 但是我说计划经济死亡了规划体制还在，或者说规划体制就是一种新生，这可以讨论。因为我看到的是很实际的东西，比如说规划的程序取得的计划程序，规划的约束性、取得的计划的指令性、规划的预见性取得的计划的指导性。所以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死亡了，但是新生的规划体制诞生了，这是一个理论上应该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也就刚才我讲了，我们现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一种有规划的市场经济，不知道同志们同意不同意。

第三个启示就是我们党中央，这次十九大提出了加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我的理解宏观意识里就是中长期规划加宏观调控。光讲从中长期的宏观规划不够，还要加个宏观调控，反过来如果只讲宏观调控，不讲中长期规划也不行，二者合一，就是宏观经济治理。

还有一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少了一个运行，运行的设想复活了。政治经济学的同志们，我建议大家要研究为什么它又复活了。过去我们读政治经济学的时候，老师们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当中就有一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对吧？后来不讲它了，现在我觉得应该讲了，上午有同志提到了两个伟大奇迹，一个就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还有一个社会长期稳定体系，其实它背后就是我们实现了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这样的一个思路。

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马克思所希望的那种社会主义经济。因为我们没有周期，我们没有出现像美国那样的危机，我们有危机，但是我们危机马上就被中央给摁下去了，怎么摁下去的？他总得有个指导思想作为对危机的识别，然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所以这样的一系列操作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规律以某种人为的方式表现出来了，顽强地表达出来了。规律有身体你见不着，只有当规律出了问题的时候，这个规律才完全的表现出来。我们平时看不到，因为他运的挺好的，所以我们感觉不到这个规律存在，但出了问题的时候，有力量去和客户谈的时候，我们才感觉这个规律的实实在在的存在的。

我最后一句话，也是上次在上海论坛讲了，我认为计划与市场的命题它仍然有效。现在我们不谈这个命题，只谈政府和市场，这个命题我认为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市场跟政府的命题是不对称的，市场是个客观，政府是一个主观，哪个市场都需要有政府主观的去监管，世界上找不到无政府监管的市场。但是计划与市场它们两者可能是一个平行的，因为计划意味着一种自觉性，一种有序性，一种按部就班，而市场是无序的、自发的、是趋利避害的，所以这两个东西共生需要找到一个结合点。我们如果谈政府跟市场，结合点就很难找到，有的学者讲要划清市场跟政府边界，我说这个根本就划不清楚，是缘木求鱼的事儿。因为任何一个市场当中都必须有政府，然后政府始终要承担某种监管的任务，只不过是积极一点或者消极一点。

最后我推销一下自己，我自己的研究我还有点小小的得意，我一本专著译成了英文跟俄文版。刚才沈教授讲俄罗斯的小姑娘对这个感兴趣，我可以把我这个俄文推荐给你。谢谢。